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安阳市西北郊，地跨洹河两岸，包括以小屯为中心的20多个自然村。商王朝灭亡后，都城逐渐荒芜，沦为废墟。1899年，这里所出的甲骨文被古文字学家鉴定出来。1908年，学术界又弄清了甲骨文出土的地点是安阳小屯村，从此殷墟便为世人所知。
1928年至1937年有关人员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195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继续对殷墟进行发掘。1958年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安阳考古工作队，1959年在小屯西修建了考古工作站，有计划地进行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自50年代中期以来，河南省及安阳市的文物考古部门也在殷墟做过一些考古发掘工作。
70年来，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商代考古学的进展颇为引人注目。70年来，通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殷墟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殷墟的范围和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殷墟的面积约30平方公里，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5公里。其中心是洹河南岸的宫殿宗庙区（在小屯村及花园庄一带），发现夯土基址60多座。宫殿宗庙区地势较高，它的东北部有洹河环绕，西南部又有一大壕沟。当时，就是由洹河与壕沟把商王及王室成员的居住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起到防卫的作用。洹河北岸的西北冈（侯家庄、武官村北的高地）是殷王陵墓区，在那里共发现带墓道的大墓13座，还发掘了1400多座祭祀坑。祭祀坑多集中在王陵区的东部，可能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在宫殿宗庙区之外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再外则是墓葬区。
2、对殷墟文化进行了分期。考古工作者依据陶器形态的变化，将273年的殷墟文化区分为四期。根据目前发现的遗迹遗物与甲骨卜辞的对应关系，第一期约相当于武丁前期，第二期相当于武丁后期和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第四期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3、发掘了丰富的遗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各种类型的房基，从而对殷代各阶层的居住状况有所了解；发现了铸铜、制骨、制玉等手工业作坊，特别是苗圃北地的铸铜遗址面积大、延续时间长，出土的有关铸铜的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反映出当时的青铜铸造业达到较高的水平；发掘了六、七千座中、小墓葬，了解到殷代流行合族而葬的习俗。发掘了30多座车马坑，为研究殷代的车马葬制度、车的形制、结构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4、获得了数以万计的铜、陶、玉、石、骨、蚌等遗物。其中一些铸造精良、造型奇特、纹饰繁缛的青铜器，晶莹光洁、造型优美、雕琢精巧的玉器，镂刻精细、纹饰瑰丽的象牙杯等，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5、从1899年至今，共发现15万片甲骨文。其中，属于考古发掘出土的有34844片，是研究商代历史和我国古文字的珍贵资料。
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丰富遗迹、遗物，使我们对殷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对研究殷代社会史及中国古代史等有重要意义。
殷墟作为一个都城遗址，虽然经过了70年的考古工作，但无论在发掘上还是研究上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殷墟作为晚商的一座都城不是孤立存在的。将殷墟置于3000余年前的时空框架中，以考察其自然环境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而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特别是作为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殷商文明发展过程中都邑附近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应当首先加以考虑的课题。其间的子课题，包括研究豫北冀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地貌、植被、动物群、气候），研究不同时期人类邑聚的分布与功能，都邑与周围邑聚的关系，环境对人类聚落的制约以及城市化过程对自然界的影响等等。6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曾在殷墟东西两侧洹河南北岸进行调查，发现许多晚商时期的遗址，为上述研究奠定了基础。最近两年围绕以上课题进行了“洹河流域区域研究计划”，已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这样的课题还应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殷墟的分期与布局研究，过去研究基础较好，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例如，殷墟宫殿区的工作，过去主要在其东北部和中部偏西地区作过发掘，对宫殿区的整个布局的认识还有很大局限。殷人聚族而居。过去只在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白家坟一带发掘过族邑遗址（居民点），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殷墟的分期，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殷墟究竟是否是盘庚所迁还是武丁始居的问题。最近的田野工作证实，在小屯东北，传统殷墟范围的外缘存在一处规模达150万平方米，年代略早于殷墟的遗址。这为殷墟建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二是过去界定的殷墟文化的最晚一个阶段是否已进入西周纪年，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可喜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在进行。这一问题可望得到初步的解决。
尤应注意商代家族组织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探讨东方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模式。殷墟历年积累的资料，特别是数以千计的墓葬资料，为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应从社会生产技术及生产组织的角度加强对殷墟的研究，探讨其在商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应加强祭祀制度及其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的研究，探讨古代社会王权与神权关系。殷墟研究还要着眼于全局，加强其与周边方国关系的研究，探讨商王朝对各地的统治形式。
另外，我们还应主动加强与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利用丰富的殷墟考古资料，思考一些重大史学课题，如商代王权与国家的发展过程、商代青铜文明的特点、形成模式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商代城市特点及其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商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商代家族、宗法制度及其在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商代宗教信仰的起源与演变等。
上述研究工作，无疑要以大量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因此要不断探索田野考古发掘技术，精益求精。此外，还要创造条件，加强自然科学和技术手段在殷墟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如遥感、探地雷达、金属成分分析，孢粉分析，植硅石分析，食性分析，遗传基因的分析、地貌及环境变迁研究等。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与国外考古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取长补短。这是推动殷墟考古工作的重要条件。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殷墟考古已经走过了70个年头。在这70年中，从李济、梁思永等享誉中外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到近年刚刚进入考古战线的新兵，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复原商代的历史而孜孜以求，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殷墟考古工作定将取得更大成绩。
